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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海试点看营改增“外溢效应”

来源:经济日报2016-11-23

    再过一个多月,上海作为全国第一个营改增试点,已平稳运行5年。5年里,伴随着营改增的改革进程,上海产业结构调整、经济转型升级效果显著。近日,《经济日报》记者来到上海,深入调研上海营改增成效。

    “首试”营改增正逢时

    为何营改增首个试点选在上海?

    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告诉记者,中央选择上海作为试点城市,是因为其具备财力较强、政府管理较为规范等良好改革条件;上海争当试点,则是由于经济转型升级需求迫在眉睫。

    “营改增方案出台前,正在制定‘十二五’规划的上海,遇到发展‘瓶颈’。”胡怡建表示,这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2011年,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7.9%,当时北京接近80%。“对上海来说,要想谋求强劲的可持续发展,必须优化产业结构,发展现代服务业、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。恰在此时,营改增带来了契机。”胡怡建说。

    这个契机有多重要?据了解,当时上海服务业发展面临3个制度性瓶颈:体制、管制和税制。除了体制上需要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、适应市场横向发展的需要,管制上需要解决金融等服务业门槛较高等问题之外,还迫切需要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。税收问题不仅影响服务业发展,还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。

    首先,重复征税“拖住”服务业发展脚步。“比如交通运输业,缴纳营业税时虽然按3%征税,但买进的汽油、汽车等材料和设备时候,需要支付17%的增值税,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支出,又包含在运费收入中,征收了3%的营业税,因此,存在重复征税等情况。”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王冬生分析说。

    其次,由于服务业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,上游和下游都是工商业,“两头”都缴纳增值税可抵扣、中间环节却是营业税不可抵扣,导致抵扣链条不通畅。“只有把中间环节打通,中间抵扣上游,下游抵扣中间,才有助于在产业链上达到公平合理的税负水平。这也正是营改增‘改在服务业,惠在工商业’的重要原因。”胡怡建分析说。

    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促进作用,营改增后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趋势明显,第二产业除高端制造业及建筑业外,传统工业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;与此同时,现代服务业引领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。

    记者从上海市税务局了解到,2012年推行营改增试点后,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60%,并以年均2个至3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平稳增长。截至2016年上半年,该比重已达70.8%。

    以税收“减法”换转型“加法”

    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,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,财政上的许多增收,不仅不是靠加税反而是靠减税来实现的。这一观点,在上海实施营改增的过程中得以充分验证。

    据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数据,今年前10月,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869.8亿元,同比增长20.6%,若剔除“营改增”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调整因素影响,收入同口径增长22.6%。这与前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.9%的增速相比,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。

    “从行业来看,房地产业、金融业、租赁和商务等服务业对财政收入增长贡献较大。”上海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表示。这些5年前还面临“瓶颈”、如今却发展迅猛的服务业,其重要动力源泉正是营改增。

    据了解,自2012年启动营改增试点以来,与应纳营业税相比,上海市试点企业及试点下游企业累计减负1541亿元。其中,2012年至2015年减负1248亿元,2016年1月至4月减负138亿元,2016年5月至8月减负155亿元。

    “营改增降低了科技研发、科技服务企业的税负,有利于增加投入、提高效益,增强科技研发和服务企业的发展动力,形成对创新供给的激励。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表示。

    数据也作出了验证。2015年,上海市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增长28.7%,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.9%。与此同时,更多的资源正在向上海集聚、向服务业集聚。2012年到2015年间,上海累计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投资性公司、研发中心分别达182家、72家和62家。

    “税率降低了,企业‘包包’里的钱就会多一些,企业发展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及能力也相应提高,由此促进了经济增长,扩大了国家税基,财政收入自然会相应增加。”王军分析说。他在上海调研营改增时还进一步透露,今年1月至9月,全国营改增累计减税达3267亿元,减税规模呈逐步扩大态势,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行业减税情况都是渐行渐好,餐饮、住宿行业减税效果尤为明显。

    产生诸多正面“外溢效应”

    随着营改增的深入推进,越来越多的正面“外溢效应”逐渐凸显。

    为调研营改增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,记者调研了一家“1993年开始营业,经营23年有余、正在升级改造的老酒店”。11月18日,记者来到海仑宾馆时,看到的是崭新的装潢、优雅的环境,清一色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,响当当的“国际范儿”。海仑宾馆有关负责人表示,得益于营改增,企业顺利实现“从里到外”的升级改造。

    “自2016年5月1日到10月31日,宾馆进项税抵扣达到200万元,按原营业税计算税负降低142万元,为企业更新设施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。”海仑宾馆有关负责人表示,作为一家涉外酒店,相对于营改增减负促进硬件的升级改造,带给企业更大的影响,则是促进财务管理和内控方面的“升级改造”。

    “为了能够透彻熟悉税制、做到应抵尽抵,不仅管理层要学习营改增文件,还对一线员工反复培训。以前只有财务人员才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,现在酒店前台一线员工都能够直接向客户开票。这就是企业整体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
    成立于1905年的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,在行业内是“老资历”,在产业链上更是颇具影响力。实施营改增后,公司新签订的建筑业合同中,采用一般计税法的合同额达到115亿元,占70%以上。“我们严格筛选供应商、分包商,原则上优先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同时为防范公司作为总包商的涉税风险,要求分包商及时全面提供税金预缴情况。”该企业负责人表示,这也完善了全产业链的发票管理,理顺了总分包各方的税务关系。

    “通过全面实施营改增,用制度的准绳去选择供应商,规范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,营造‘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’的社会诚信环境,引导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,这在诚信体系建设上意义更为重大。”王军分析表示,社会各方面都积极参与营改增,有效形成了社会资源充分共享,形成税收共治格局。

    “外溢效应”还体现在有效拉动就业创业上。2015年,上海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较试点前的2011年,分别增长5.22%和28.74%,占上海近3年全部新增就业岗位的40.74%。此外,由于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,大大激发了企业的创业热情,新增企业户数快速增长,新模式、新业态不断涌现。“在营改增助力下,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显著,经济内生动力已经显现。”胡怡建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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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海试点看营改增“外溢效应”

2016-11-23 06:37:52 来源: 0 条评论
【摘要】 据了解,自2012年启动营改增试点以来,与应纳营业税相比,上海市试点企业及试点下游企业累计减负1541亿元。其中,2012年至2015年减负1248亿元,2016年1月至4月减负138亿元,2016年5月至8月减负155亿元。

    再过一个多月,上海作为全国第一个营改增试点,已平稳运行5年。5年里,伴随着营改增的改革进程,上海产业结构调整、经济转型升级效果显著。近日,《经济日报》记者来到上海,深入调研上海营改增成效。

    “首试”营改增正逢时

    为何营改增首个试点选在上海?

    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告诉记者,中央选择上海作为试点城市,是因为其具备财力较强、政府管理较为规范等良好改革条件;上海争当试点,则是由于经济转型升级需求迫在眉睫。

    “营改增方案出台前,正在制定‘十二五’规划的上海,遇到发展‘瓶颈’。”胡怡建表示,这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2011年,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7.9%,当时北京接近80%。“对上海来说,要想谋求强劲的可持续发展,必须优化产业结构,发展现代服务业、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。恰在此时,营改增带来了契机。”胡怡建说。

    这个契机有多重要?据了解,当时上海服务业发展面临3个制度性瓶颈:体制、管制和税制。除了体制上需要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、适应市场横向发展的需要,管制上需要解决金融等服务业门槛较高等问题之外,还迫切需要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。税收问题不仅影响服务业发展,还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。

    首先,重复征税“拖住”服务业发展脚步。“比如交通运输业,缴纳营业税时虽然按3%征税,但买进的汽油、汽车等材料和设备时候,需要支付17%的增值税,包括增值税在内的支出,又包含在运费收入中,征收了3%的营业税,因此,存在重复征税等情况。”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王冬生分析说。

    其次,由于服务业处于产业链的中间环节,上游和下游都是工商业,“两头”都缴纳增值税可抵扣、中间环节却是营业税不可抵扣,导致抵扣链条不通畅。“只有把中间环节打通,中间抵扣上游,下游抵扣中间,才有助于在产业链上达到公平合理的税负水平。这也正是营改增‘改在服务业,惠在工商业’的重要原因。”胡怡建分析说。

    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促进作用,营改增后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趋势明显,第二产业除高端制造业及建筑业外,传统工业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;与此同时,现代服务业引领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。

    记者从上海市税务局了解到,2012年推行营改增试点后,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60%,并以年均2个至3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平稳增长。截至2016年上半年,该比重已达70.8%。

    以税收“减法”换转型“加法”

    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,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,财政上的许多增收,不仅不是靠加税反而是靠减税来实现的。这一观点,在上海实施营改增的过程中得以充分验证。

    据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数据,今年前10月,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869.8亿元,同比增长20.6%,若剔除“营改增”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调整因素影响,收入同口径增长22.6%。这与前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.9%的增速相比,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。

    “从行业来看,房地产业、金融业、租赁和商务等服务业对财政收入增长贡献较大。”上海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分析表示。这些5年前还面临“瓶颈”、如今却发展迅猛的服务业,其重要动力源泉正是营改增。

    据了解,自2012年启动营改增试点以来,与应纳营业税相比,上海市试点企业及试点下游企业累计减负1541亿元。其中,2012年至2015年减负1248亿元,2016年1月至4月减负138亿元,2016年5月至8月减负155亿元。

    “营改增降低了科技研发、科技服务企业的税负,有利于增加投入、提高效益,增强科技研发和服务企业的发展动力,形成对创新供给的激励。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表示。

    数据也作出了验证。2015年,上海市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增长28.7%,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8.9%。与此同时,更多的资源正在向上海集聚、向服务业集聚。2012年到2015年间,上海累计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投资性公司、研发中心分别达182家、72家和62家。

    “税率降低了,企业‘包包’里的钱就会多一些,企业发展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及能力也相应提高,由此促进了经济增长,扩大了国家税基,财政收入自然会相应增加。”王军分析说。他在上海调研营改增时还进一步透露,今年1月至9月,全国营改增累计减税达3267亿元,减税规模呈逐步扩大态势,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行业减税情况都是渐行渐好,餐饮、住宿行业减税效果尤为明显。

    产生诸多正面“外溢效应”

    随着营改增的深入推进,越来越多的正面“外溢效应”逐渐凸显。

    为调研营改增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,记者调研了一家“1993年开始营业,经营23年有余、正在升级改造的老酒店”。11月18日,记者来到海仑宾馆时,看到的是崭新的装潢、优雅的环境,清一色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,响当当的“国际范儿”。海仑宾馆有关负责人表示,得益于营改增,企业顺利实现“从里到外”的升级改造。

    “自2016年5月1日到10月31日,宾馆进项税抵扣达到200万元,按原营业税计算税负降低142万元,为企业更新设施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。”海仑宾馆有关负责人表示,作为一家涉外酒店,相对于营改增减负促进硬件的升级改造,带给企业更大的影响,则是促进财务管理和内控方面的“升级改造”。

    “为了能够透彻熟悉税制、做到应抵尽抵,不仅管理层要学习营改增文件,还对一线员工反复培训。以前只有财务人员才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,现在酒店前台一线员工都能够直接向客户开票。这就是企业整体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
    成立于1905年的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,在行业内是“老资历”,在产业链上更是颇具影响力。实施营改增后,公司新签订的建筑业合同中,采用一般计税法的合同额达到115亿元,占70%以上。“我们严格筛选供应商、分包商,原则上优先选择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同时为防范公司作为总包商的涉税风险,要求分包商及时全面提供税金预缴情况。”该企业负责人表示,这也完善了全产业链的发票管理,理顺了总分包各方的税务关系。

    “通过全面实施营改增,用制度的准绳去选择供应商,规范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,营造‘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’的社会诚信环境,引导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,这在诚信体系建设上意义更为重大。”王军分析表示,社会各方面都积极参与营改增,有效形成了社会资源充分共享,形成税收共治格局。

    “外溢效应”还体现在有效拉动就业创业上。2015年,上海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较试点前的2011年,分别增长5.22%和28.74%,占上海近3年全部新增就业岗位的40.74%。此外,由于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,大大激发了企业的创业热情,新增企业户数快速增长,新模式、新业态不断涌现。“在营改增助力下,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显著,经济内生动力已经显现。”胡怡建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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